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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真正的“忠”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并不提倡绝对忠君,尤其是先秦儒家,对于君与臣之间的关系,他们与后儒的“君为臣纲”有截然不同的观点。孔子说: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这与《礼记》的“君仁臣忠”大致相同。孟子说: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雠。”甚至主张:“君有大过则谏,反覆之而不听,则易位。”荀子更是提出了“从道不从君”的主张。总之,在他们心目中,君、臣在人格上是平等的,应互相尊重;其次如果君王不合格,应该被换掉或者不必服从。先秦圣者、儒者更不信奉什么从一而终。周文王本是殷商下面的诸侯,可是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,实际控制了大半个中国,为后来的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。孔子是鲁国人,但当自己的政治主张在鲁国难以实现时,便带领弟子们离开父母之邦,周游列国达14年之久,以寻找得到重用的机会。一再碰壁后,还愤然表示: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。”周文王、孔子是事实上的叛逆者,但在后人眼里都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圣人。

亚圣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观点,认为天命即人命,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据,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,所以,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,才能得到天下。在传统儒家看来,在人君上面的天,人君所凭藉的国,以及人君本身,都是为民而存在的,可以说天、国、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,而民才是第一位重要的实体。所以,真的忠臣,不一定忠于君,但一定忠于“民”,为人民利益着想!

五代时期的宰相冯道(882年-954年),是先秦儒家思想的践行者。他历仕四朝十位皇帝,合计不过三十一年,也就是说平均每朝(含契丹)仅六年多,每个皇帝在位仅三年多。皇帝们你死我活,走马灯似的轮换,而冯道都能稳居高位,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奇迹!每当政权鼎革之际,冯道从不提早表明自己的立场,只有到新政权全面控制局面时,他才会站到台前来帮助新皇帝“稳定”局势。他永远跟成功的当权者合作,理顺朝政,安抚百姓,从来不以什么“忠君”为圭臬。兵荒马乱的岁月,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,能少死几个人,让百姓少些惊吓,是最高境界的“忠”。同时代的人大都对他赞誉有加,他去世后的葬礼万人空巷,纸钱飞扬,道路两旁的树枝染成灰色,后周世宗为此罢朝三日。但后世史学家道学家的看法却与此相反,对他非常不屑。欧阳修骂他“不知廉耻”,司马光痛斥其为“奸臣之尤”!这是因为冯道经历的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,契丹则是趁乱入侵的;十个皇帝中,除了个别的还像个人样,大多是“乱臣贼子”、昏君暴君,称之为豺狼虎豹也并不过分。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国土、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。

冯道的被骂,是因为不忠于某一个皇帝;冯道的被赞扬,是因为救了百姓!这一点,明代李贽也看到了,他说冯道之所以“历事五季之耻”,就是因为“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”(《焚书·卷五》)。在他前面的王安石也认为冯道在乱世中忍辱负重,“能屈身以安人,如诸佛菩萨行”,是真正的儒者。

作为晚清“中兴名臣”之首的曾国藩是不是忠臣呢?1860年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,英法联军攻破天津、大沽口炮台、最终清朝首都北京沦陷,英法联军攻入北京,上演了火烧圆明园的历史悲剧。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,咸丰皇帝曾经下令让曾国藩带领湘军(当时最勇猛的清军)北上,面对外寇曾国藩没有“怒发冲冠”,没有像袁崇焕那样700里铁骑驰援,却按兵不动。为什么?在他1862年5月7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话:“洋人十年八月入京,不伤毁我宗庙社稷,目下在上海、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(太平军),二者皆有德于我。”

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李鸿章也是这样。李鸿章也是“中兴名臣”,其人不必多介绍,甲午一败,他签了合约,在国人眼里落得个汉奸之名,但仍被慈禧视为国家的栋梁。可是,1900年6月21日,“爱国”心切的慈禧太后向“欺凌我国家,侵犯我土地,蹂躏我人民,勒索我财物”的十一国宣战时,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这样说:“此乱命也,粤不奉诏”。也就是说,你一把手的话,不利于民,我照样不听。不仅如此,他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山东巡抚袁世凯等,与列强达成协议,不参战,保持中立,这就是所谓的“东南互保”。说明白点,就是当中央政府与老外们刺刀见红拼得你死我活时,他这个封疆大吏不服从领导,不为国分忧,反而纠结同僚作壁上观。按常理,臣子无外交,私自与敌国签约,这样的行为就是背叛,这样的人就是奸臣逆党,一定要满门抄斩。不过,仗打了没多久,北京沦陷,慈禧把烂摊子交给李鸿章,自己逃命去了。到最后,李鸿章不仅没事,反而被慈禧太后视为“再造玄黄之人”,成了功臣、忠臣。

曾国藩、李鸿章是臣子,也是大儒,关键时刻违抗皇命,仍然高官厚禄,死后一个谥“文正”,一个谥“文忠”,在最高统治者眼里仍是忠臣。一味服从皇帝的晁错、岳飞、于谦、袁崇焕等却被杀了,什么是“忠”,真让人迷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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